論黃平：新理性批評的精神世界

2015年05月11日17:59 來源：南方文壇 作者：趙毅衡 點擊: 次

我對年齡代很鈍感，可能首先是阿Q式的忌諱，想忘掉自己是一件怕被人鑒定年代的古董。經常，聽見年輕人在討論誰是哪一代，誰又比誰高一輩低一輩，覺得他們無事生非：都是小孩。因此，首先聲明一個偏見立場：雖然黃平的書從封面到章節標題都大書“80后寫作”，我老氣橫秋地表示一點不同意見：半個世紀后，當這一代接近了我的年齡，哪怕黃平那時雄辯能力比今日更上幾個層樓，也難說清“80后寫作”是什么意思：正如我們回望五四一代，誰能記得魯迅是上一輪的80代，在錢玄同、劉半農心目中是“老頭子”？

“80后寫作”，包括80后的作家與批評家，生在20世紀80年代，那段歷史比較特別？但是這是出生年代，不是開始發揮社會功能的年代：作家憑感覺寫作，綴學罷考是光榮使命，一般在二十歲開始寫作生涯。因此，“80后寫作”的作家，在世紀轉折的幾年開始寫作；批評家不然，沒有神童批評家，學問靠積累，學位靠苦讀，文筆靠磨練，見識靠切磋。這些“80后”批評家，要到2010年后，才開始一生的榮耀。兩批“80后寫作者”，實際上相差近10年，合稱一代會有很多不便。其實黃平他們也知道“‘80后’這個名號本就是被年輕的創作群體所壟斷的，要在他們的批評與郭敬明等的小說電影中找共同點，是刻舟求劍。

出身年代并不重要，思想成型的年代才重要。幸好，這一代寫作者，在新世紀頭十年一頭一尾，先后升起。有的行業中稱為“千禧一代”（Millenial），很高尚堂皇，千年一遇的幸運兒；有的職業中稱為“新世紀代”（New Ager），金色冠冕，滿是夢想希望。寫作這個手藝卻不同，這一代的寫作者覺得自己生不逢時，落入了一個非文學時代，非批評歲月，用黃平自己的話來說，如今“文學批評成了邊緣的邊緣”。給一個大詞做帽子，反顯苦澀。由此，我看到了一個新的批評群體，一個新的批評立場的誕生。我個人認為這種“新世紀批評精神”，可以稱為“新理性批評”，雖然這個詞需要一系列的修飾，才不至于導致誤會。 

黃平，以及黃平他們，最大的特點是認真，他們的批評有一種拒絕當代蠅營茍且的姿勢，不滿于中國文藝盛行的隨波逐流的人生態度，一是嘲弄一切的犬儒主義，二是隨波逐流的享樂主義。他稱郭敬明的《小時代》小說與電影系列為“最卑下的浪漫主義” ，因為“拒絕歷史責任”，假充年幼不愿長大。在“郭韓優劣論”的討論中，我還沒有見到如此旗幟鮮明的評價，不過《小時代》風靡全國，青少年景從滔滔天下，黃平如此振聾發聵之言，倒也不為過。

黃平對當前傲慢地無歷史感的一代有一種鄙視態度，要求有歷史責任，要堅守一種時代精神，反對精神麻木或犬儒混世。這或許就是為什么他堅持稱自己為“80后一代”，而不是“新世紀代”的原因。黃平他們并不生存在80年代，他們生存在中國從未有過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時代。黃平說：“80后一代有深刻的歷史性，只是這種歷史性只有從妥貼80后的理論框架才可以發現” 。他們代表當代青年中一種精英主義的思潮，他們所代表的是一種“抵抗的新文藝思潮”，哪怕這種思潮“長期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命名”。

這種思潮有強烈的時代責任感，但同時黃平明白這不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崇高被當作宏大敘事被消解，主體精神成為碎片化，理想只是一種解構對象。在這樣的時代，如何堅持崇高的歷史感？

在這里，就出現了“新理性批評”不同于以往各代的特殊立場。黃平的主張一以貫之，那就是“戲謔美學”，用反諷的冷水噴上火熱的思想，讓蒸汽變成動力，成就一種“特殊的藝術抵抗策略”。但是這樣的立場不是憑空產生的，據黃平自己說，在當代文化中是有重要的案例可供分析的：

青年文化藝術作品的單子是“周星馳的電影、王小波小說、《大史記》系列，《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網癮戰爭》”  

“戲謔美學”的代表人物單子是：“80年代的王朔，90年代的王小波，新世紀十年的韓寒” 。

當代作家的單子是“路遙、張愛玲、王小波”。因為“他們直接擊中各自讀者群體的情感結構：路遙之于城鄉遷徙大潮中的青年，張愛玲之于都市化以來小資-白領的青年，王小波之于渴望尋求‘自由’的青年” 。

把這幾張單子疊合一下，可以發現唯一的重合點只有一個人：王小波。王小波成為黃平“新理性批評”知識譜系的軸心，不可能是偶然的。黃平對王小波情有獨鐘，因為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是“理性加藝術”，最好地體現了黃平所堅持的“戲謔的歷史感”。王小波精神的關鍵詞是“理性”，在一個完全反理性的時代中尋找理性，堅持理性。這是一個艱苦卓絕的戰斗，但又是一個不可能勝利的戰斗。

例如，王小波寫文革，寫中國歷史，情節匪夷所思：《黃金時代》寫批斗會，《革命時期的愛情》寫武斗打死人，都是用一種嬉笑頑皮的腔調。難道文化革命真是玩笑一場嗎？我們免不了要疑問：這些知青未免日子過得太逍遙，可以耽迷于發明殺人武器，專心致志“搞破鞋”，可以逃亡進山，可以捉弄隊長。哪怕無窮無盡寫交待，至多不過是“像個專業作家”描寫性愛；批斗時雖然被捆的緊，松了綁還可以“繼續犯錯誤”。這樣的狂歡情節，在文革中不可能發生，尤其不可能發生在被批斗對象身上：我們體驗到的文革酷行，完全無法寫成如此酒神式狂歡敘述。王小波寫的文革，完全是扭曲歷史。

在這個方面，王小波不僅為新理性批評提供了精神，也為之提供了方法：他不屑“反映現實”，他鄙視“歷史事實”，但是他比任何作家都洞察中國文化的真正運作規律，比誰都更了解中國歷史的運動方式。他講故事的確嬉笑冷嘲，他的語言狂放恣肆，這種嬉笑諷嘲遠遠不僅是為了增加講故事的樂趣，王小波面對的對象過于荒唐，荒唐到你認真對待它，跟它講理，實際上是讓自己弱智到對手的水平。

同樣，黃平面對的也是一個不可能勝利的戰斗：在一個非歷史的時代堅持歷史的責任感。這使命是注定要失敗的，黃平對此有很清醒，他說他心里有著“失敗者的自覺”，他在做一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在這個物欲橫流的小時代，文學藝術中充滿了淺薄無聊，把雞毛蒜皮小家子小便宜當幸福，在這個時代黃平堅持的是“無人應和，沉寂落寞”的理想精神。只要有這一點堅持，就讓我們對文學批評的新一代充滿希望。

這種新理性批評，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理性主義那種眾人皆醉偶獨醒的清高，而更表現為反諷精神。在這個時代，如果知識分子只是孤標自賞，那還能獨善其身，放棄責任；但是憤世嫉俗地挑戰風車，一味居高臨下訓示，像克爾凱郭爾筆下的黑格爾一樣“用國王般的眼神瞥著列隊等候檢閱的各種現象” ，也一樣是放棄責任。這時候，反諷就是一種有效的面對時代的方式，是在非理性中堅持理性的立場。貫穿著反諷的批評，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文化狀態；理解了掌握了反諷的根本品質，就可以在沉溺中找到救贖之路。

實際上，文化的大環境，也讓反諷成為唯一有效的社群意義方式。筆者從80年代起，就把文化定義為“一個社會相關符號表意活動的總集合”。當代文化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向，社會各種人，各個階層或集群之間，意見沖突不可避免，而且隨著人的意識自覺，沖突只會越來越加重。用黃平的說法就是：“當年的政治共識在當下已經破碎……不同知識傳統之間對話的能力越來越弱，立場決定一切”。

在這樣的時代，表意的沖突只能用“聯合解讀”的方式處置，聯合解讀即是反諷式理解。要取得社會共識，矛盾的意見不可能消滅，也不可能調和，只能用相互矯正的解讀來取得共識。黃平曾經引用過筆者的一個看法：當代文化的特點是，人之間的聯系不再基于在部族—氏族的身份相似性（比喻），不再基于宗法社會部分與整體的相容（提喻），不再基于近代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階級認同（轉喻），當代文化的基礎是消費，人與人之間形同陌路，沒有生活方式的聯系。

要在這個基礎上要建立社群意識，就只有在不同意見中互相閱讀對方的意見。妥協也只能是暫時的，意見沖突又會在新的地方出現，但是一旦反諷矯正成為文化慣例，文化就有取得動態共識的能力。

反諷精神在當代，由于媒介技術而取得了新的緊迫感：紙面的傳播時代已經結束，我們在網絡上讀到作品，也在網絡上讀到批評。網絡文化是一個喧鬧的廣場，人與人的空間隔斷，身份遮蔽，說話少顧忌而多張揚，個個在亮劍，沖突公開而言辭激烈。而網絡的共時特征，讓他們的意見幾乎無先后地進入對抗。文化表意的主要方式就是爭論，這就讓人覺得沖突過于激烈，社會正在危機性地裂解，其實這是互聯網這種傳播交流方式造成的印象。

但是“媒介即信息”，當今的交流，不是為了取得一致意見，而是在沖突中協調。網絡社群是反諷的，最后以各種局部問題上的妥協，取代合一的形而上思想。在一個非社群化的社群中，必須找到一種方式，不必強求一致也能找到必要的共識，這就是反諷。

既然反諷已經成為這個文化的主調，我們就只有盡可能了解反諷的種種特點，包括其弱點與強處，以及反諷演化的出路，才能找到能讓文化新生的表意形式。新理性批評的筆尖對社會精神的表態，形式上越來越復雜，卻也更加貼近真實。我們可以想象，王小波這位電腦寫作的先行者，如果在今日的互聯網時代發聲，會成為“反諷理性主義”的領軍人。

黃平在“王朔-王小波-韓寒”這個文學脈絡中得到了反諷精神的堅持，我們在黃平的批評文字中，看到這個自稱失敗者一種神氣清朗毫不畏縮的理性精神，一種在“戲謔”中找到批評主體立足點的自信。因此，黃平的批評時時冒出一種昂揚自信的抒情基調，像地心的熱量噴出的間歇泉，比如他借對于《繁花》的分析討論現代人的意義危機，“從這些現代世界的罅隙里，永恒的光才會透進來，讓不成熟的、病態的現代自我與更大的價值相遇……星光鋪就的道路重新出現于天宇。”  

黃平論文的這段詩意可以讀作黃平的自我評價，像王小波那樣“詩意地創造自己，將自己從污濁的歷史中脫離出來”，這也是我們看到的新理性批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