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7月31日10:31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黃德海 點擊: 次
看似合理的類比，包含著一個并不合理的誤解。仿佛文學批評的寫作者不過是等因奉此的傳令官，早就擁有了一把事先造好的文學標尺，只要根據這標尺指點江山即可。人們想當然地以為，這把標尺是天然形成的，其來源是新老經典，諸如經典形象，經典腔調，經典句式，經典遣詞……我們在談論這些經典的時候，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即認為經典是固有的，早就立好了各類標桿尺度，只要在使用時順手拿過來就是。其實并非如此，經典和標尺，本質上是一種創造，如果真有一把衡量文學的標尺，這標尺也處于不斷生成中，而不會自然產生。
T.S.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談到：“現存的不朽作品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體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藝術品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這個完美體系就會發生一些修改……在同樣程度上，過去決定現在，現在也會修改過去。” 與藝術品一樣，標尺的生成，也是一個后能改前的過程，是無數人竭盡心智努力的結果。在經典被創造和創造性辨認（這恰好是文學批評的責任之一）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自然而然的標準。以固定標尺批評新作品的做法，只能算是對過往的維護，不能說是對未來的敞開。
過于依賴經典的評論標尺一旦形成，會反過來要求一個作家的新作品以不同的方式適應標尺，否則就冒犯了文學的純正趣味。一位按固定標尺衡量作品的評論者，會對飽含異質的新作品失去判斷力，甚至在不經意間變為成見的犧牲品。這樣的寫作，多的是批評，正像余華談到莫言的《歡樂》時寫到的，“虛構作品在不斷地被創造出來的同時，也確立了自身的教條和真理，成為了閱讀者檢驗一部作品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重要標準，它們凌駕在敘述之上，對敘述者來自內心的聲音充耳不聞，對敘述自身的發展漠不關心。它們就是標準，就是一把尺或一個圓規，所有的敘述必須在它們認可的范圍內進行，一旦越出了它們規定的界限，就是褻瀆……就是它們所能夠進行指責的詞語”。
隨經典而來的標尺極有說服力，用來比照新的作品也往往顯得游刃有余，寫作者自身也會在指責中獲得勝券在握的快感。贊揚性的作品幾乎成了一個嚴肅寫作者的厲禁，大概就跟這種批評表現出的優越感有關。雖然“能否獲得稱贊或獲得多少稱贊，常被認作衡量一個人才華、品德的標尺”，但人們最終相信，這一切不過是“鏡子里的幻象”，還是批評來得更有力量，或者更加表明了寫作者智識上的誠懇。
人們很容易把敗壞的贊揚當成贊揚的文學評論的典型，從而忽視了贊揚更為優異的品性，就像為了抵制假古董而忘記了古代藝術品的美。敗壞的贊揚不外兩路，一是把陳陳相因的濫調作為鄭重的發現，一是假想一種具有作品實際上并不具備的美德。前一路敗壞是鄉愿作怪，后一路敗壞是以紫奪朱。無論是以上的哪種贊揚，都虛偽而不能反映真實價值。長此以往，寫作者的內在品質就逐漸“學會了搔首弄姿、跳舞，以及如何使用化妝品，學會了‘用抽象術語的恰當思考’來表達自己，并逐漸失去了它自己”，又怎么可能期許一種有意義的贊揚？
在古代，“頌”是一種高貴的文體，因為它通向神明。按《詩大序》的說法，《詩經》里的“頌”，就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在思想中把具備盛大之德的人的形象恢復出來，通過儀式和偉大的亡靈溝通，以此純凈自己的思想。屈原的《九歌》，也明明確確是愉神之作。王逸《楚辭補注》：“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在古希臘，人應效仿的典范是神，照希羅多德的說法，是“赫西俄德與荷馬……把諸神的家世交給希臘人，把諸神的一些名字、尊榮和技藝交給所有人，還說出了諸神的外貌”。在這個寫作的序列里，因為對象是高于人的存在，人要把最好的自己和自己最好的所有展現給神看，寫出自己的勇敢、節制和虔誠，寫出世上的美好和莊嚴。
以上文字的主題不是神明，而是敬畏，對那些高于自己的一切的敬畏。對文學批評來說，跟任何寫作一樣，“敬畏是從一個偉大的心靈所寫下的偉大作品中學到教益的必備條件”。就像阿蘭·布魯姆說的那樣：“這最后一次對莎士比亞的解讀，其結果對我來說就是我再一次確信，任何我所想和所感的東西，不管是高是低，他沒有不比我想得、感受得和表達得更好的。”面對那些最偉大的心靈，我們只有一種愛的方式，那就是敬畏，以及練習表達這種敬畏。質實說，文學批評中的贊揚被敗壞，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敬畏的缺失——無法感知那些高于我們的心靈，因而把屬于更高級別的贊詞送給了拙劣的作品。
建立在敬畏基礎上的贊揚，即便最終無法達至跟那些偉大的心靈一致的程度，寫作者畢竟是在用那些更好的東西來校正自己，并一直在往一個更高的方向進步。甚至，這種敬畏會讓一個評論寫作者擁有一種特殊的預言能力：“如果批評家要承認具有預言性的作品，他本身就必須具備預言家的素質：供他仿效的典范便是施洗者約翰，當年最偉大的先知，他的關鍵作用在于承認一種比他自身更大的力量。”
讓我們回到開頭那個傳令官的話題。如果那個傳令官贊頌的先祖偉業是自己的創作呢？如此以來，傳令官就不再是簡單的傳聲筒，他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標尺，其創造出的評論標準，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認知，并將在一定意義上作用于現在，從而可以期許一個更好的現在和未來。正是在創造的意義上，文學批評來到了它跟任何一種寫作同樣的位置——一種文體，一種用于嘗試（essai，“隨筆”一詞的原義）的文體。這個嘗試性的文體，呼喚的是一種卓越的贊揚技藝，一種屬于創造的贊揚。
屬于創造的贊揚，在最基礎的意義上，表達的是評論者對優秀作品的善意，一種看到同路人的善意。譬如文學作品的寫作者是一個向遠方跋涉的旅人，已經在荒無人煙的路上走了很久，有些勞累，有些疲乏。這時，評論寫作者用自己的方式，也走在這探索者的左近，禁不住心中一喜，便高聲呼喊起來，二者相視一笑，莫逆于心，“哦，你也在這里”，就此鼓起精神，再上征途。
諾斯洛普·弗萊說：“批評的公理必須是：并非詩人不知道他在說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夠直說他所知道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創造性贊揚是一次有益的協作。一個文學作品朦朦朧朧地傳達出對某一陌生領域的感知，文學批評的寫作者在閱讀時，憑借自身的知識和經驗儲備，有了“發現的驚喜”，并用屬己的方式把這陌生領域有效傳達出來。這發現跟閱讀的作品有關，卻絕不是簡單的依賴。說得確切一點，好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次協作性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尋找的是作品中那個作者似意識而未完全意識到的隱秘世界。評論者與作者一起，弄清楚了某個陌生的領域，從而照亮社會或人心中某一處未被道及的地方——一個新的世界徐徐展開。
這么說吧，當懂得敬畏、屬于創造的贊揚開始出現的時候，它就最好地表達了與世界上最好的頭腦競爭的愿望。保持跟那些優秀的頭腦打交道，持續不斷地在創造性贊揚中砥礪自我，長此以往，一個人的性情、趨向，以至于才華、品味，尤其是判斷力，都會在作為嘗試的文學批評中顯現出來。當那些在創造性贊揚中建造起來的理論航船駛進新的河道時，這樣的文學批評將確立自己在人類認知史上的獨特地位——那個被誤解的傳令官，將以敬畏和創造性的言辭，發出洪荒中的雛鳳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