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5日10:10 來源：文學報 作者：楊斌華 點擊: 次
新世紀以來，放眼遠眺，有這樣一些正處創作盛年的詩人的名字正不斷閃耀在海上詩界的星空，譬如陳倉、陳忠村、汗漫、胡桑、聶廣友、徐俊國、古銅、張萌、漫塵、語傘、南魯等等，他們的詩行文字正匯聚成一束游蕩棲居于城市文明，深懷虔敬與渴求，不懈地緬想與冥思的精神之光。假如一定要用一對語詞來涵括他們的寫作意趣和詩藝探求，我樂意用精致的尋找和明晰的投射就此來作出一種或許是簡明有效的評述。
一
我一直以為，盡管詩壇表面上頗為繁榮喧鬧，但當下的許多詩人作為一個時代的行吟者和見證者，對于變化急劇的本土現代化進程中現實的矛盾沖突與人們內心的精神復雜性缺少有力的逼視、詰問和思省。而更令人關切和思慮的是，那些具有高深邈遠的文學志向的詩人寫作，在構建自己考量日常生活和詩藝空間的視角和方式的同時，怎樣灌注進更為豐沛的寄寓著形而上思考的精神意識，使詩的意象與情境更具意義的活力和語言的張力；同時，如何在平和質樸的語象背后透示出一個躁動年代人們繁復錯雜的內心情懷，更為深邃地凸現被遮蔽的現實世界的多樣化、多義性，以多重筆觸和形式來傳導某種獨賦魅力的富有質感的時代經驗，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話題。我覺得，這些年輕作者在獨特的詩群聚合中，面對諸如此類的質詢，似乎在有意不約而同地作出自己的自覺應答。
這一顆顆年輕的心靈用精美旖旎的詩行文字正持續地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著實構成了當下上海詩壇一支不容小覷，且極富成長性與潛質的力量，已然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我以為，詩群聚合是氤氳和提振詩歌生態的頗佳方式，古往今來概莫如此，任何詩體詞派意圖鶴立文壇，引領風尚，自成一格，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依憑文人意氣、思想話語的相互激蕩，讓詩意時光綿久不息地堆積成塔。也許正是因為詩人“一邊浪跡天涯，一邊堅守對白云的信仰”，他們的獨酌與群飲、自白與冥想寫就的都是一份“孤獨之書”，而“每一個文字的凸陷，都將被曙光填滿”。
我不妨再引用一段女詩人子薇的詩句：
生活太平靜，塵世太喧囂，而我的內心沸騰不止
午后，頂著一輪驕陽，我尋你而來，于僻靜的沼澤地
我模仿你遺世獨立的芳魂，為自己的翅膀松綁
子薇的詩作善于從尋常事物的實體或生活實境中取材，感覺纖敏冼練，語象錯落有致。曾經有同好認為：“她的語言或傾瀉而下，或汩汩涌出，隨手便是盎然的詩意，又融合著哲思的語言世界，給人以強烈的在場感和幽妙的形而上意味。”即便不從女性視角和語調來加以評析，我同樣以為她的詩不經意間喻示著城市文明群落中人的一種精神的尋找，一種悲憫的情懷，一種渴望心靈皈依的祈盼。
這群都市文明中飄然而至的詩的天使，他們的身上既攜帶著以往歷史與經驗的精神密碼，滿含著傷惋之心、緬想之情，又不時張開語詞的翅翼俯視并飛掠當下世界，以繁復交錯的個人記憶來不斷地修復、錨定自己精神找尋的圖式和語態。這無疑使得他們的作品成為以都市介入者身份參與的一番語言的探險旅行，在在顯示出他們對于日益離析瓦解的傳統與當下文化的一種省察和思慮，而絕非簡單的知識語詞的堆砌、個人情性的揮灑。
詩人呂德安曾經說過：他把寫詩當作自我凈化的過程；同時不希望給讀者上軛（所謂的歷史感或更堂皇的形式），而是體現出平凡和愉快，詩的詞匯必須是人在談話中的詞匯，它要支配著整個創作情緒。我曾經以為，他們是在詩中失去了憤怒的情感。這種“失去”可能意味對某種精神宣示的自我放棄，甚至意味著某種心靈逃遁和無奈感，而不是單純的冷漠麻木。在如此情境下，我們來閱讀青年詩人張萌的作品，反而使人感受到一個精神找尋者的激越而清晰的內心躍動。張萌的詩行間仿佛布滿著時光的碎片和生活的屐痕，他試圖從自己由鄉村至城市的記憶與現實的經驗出發，“用歌聲點燃生命/用歌聲等待生命中最隆重的燃燒 燃燒——/陽光下，你是一盞黑色的油燈/歌聲里擠出火焰的灰燼 ”(《蟬聲》)，使簡約而豐饒的詩意語象成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一種暗喻。在他內心深處，似乎存在著一種不斷漂泊找尋的渴望。與此同時，我發現他詩的標題大多有著時間的標示，顯示了一種對時間元素的特殊凝視，并成為他傳達內在生命轟鳴、尋求新鮮表達方式的獨有的標識。張萌詩的景象及語態平和靜好，又不乏一種內心的盎然和情志的飛揚，努力從個人的視角來凝神關注世界與整體的生存贖救之道。
與之相仿，漫塵的詩一如他的名字，也許同樣可以說是一種歸于塵俗的寫作，散發著濃郁的民間生存的痕跡與氣息，以及生命自然交織互動的融洽與生動。他樂于表達一種正向的積極的對人生的思索感悟，正如其詩作《悼亡靈》所表達的：“人間的愛總在生長/讓悲傷逐漸凝結/終于長成心口的一朵靈芝”。在漫塵的作品中，無不顯示出一種近乎自語的探求與皈依的渴望：
星光是我骨子里的磷火
月亮躲進云層，做一個發光的囚徒
遠方，能收容多少自由的靈魂
真的不在乎回鄉的路程，一路顛簸
——《今夜，為誰活著》
但我覺得，他的一些作品在意象的自然經營和語詞的妥帖運用等諸多技藝層面上還存在明顯的遜色與不足之處，有待于更持久更走心的磨練。文字作品素來講求天然去雕飾，抑或自然與華美并重，但對一個試圖獨標一格的詩人來說，在語言功底苦心鑿造的背面，真正可能使之厚積薄發、成就佳構杰作的，是如何沖決精神與藝術視域的自我限囿，如何具備敏銳的生活洞察力和蹈厲飛翔的思想人格。而這對漫塵以及這茬年輕詩人而言，目前著實面臨一種難以逾越的精神迷津和情感沼澤。
有關這一話題，徐俊國的近期作品或可成為一個饒有意味的批評樣本。在《華亭詩選》里，作為曾經被認為是“70后”代表性詩人之一，同時又儼然是華亭詩群領袖人物的徐俊國，卻像他詩中所寫的那樣：“在快樂中顯現，在痛苦中隱身”（《痕跡》），似乎有意將自己安放在一個低調不顯眼的位置。也許，其中收錄的確實是他寫作間歇期的部分作品。我一直以為，俊國是一個誠摯質樸、深懷憂思，而且在城市中渴望尋找生命意義的守望者。他從農村來到現代都市，面臨心靈的離析狀態，一種精神的背離和內心的矛盾性，一方面城市生活喧囂、世俗、虛榮和趨利，另一方面內心渴望回歸家鄉的寧靜，那么在他的作品當中，某種失去根基的憂郁或許一直揮之不去。其實很多評論者談到過這一問題，我覺得他自身也存在這種憂慮，那么從評論者的角度而言，這也是對這些城市異鄉詩人的一種關切和提醒。
二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當代文學重新揚帆起航，開啟了一段漫長的嶄新旅程。其中，新詩界曾經發生過許多詩藝的論爭、觀念的歧異、美學的裂變與群體的分化重組，誕育了不少早已載入歷史及個體記憶的重要事件和現象。同樣，近年來我一直較為關注的大致從新世紀以后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一批新上海詩人的寫作，也無疑是一種值得矚目的新生文化現象。我最近論及的一些新上海詩人的部分代表性作品，既意在為海派詩歌的創作研究拓展疆域，更可以給熱力喧嘩、斑斕多彩的上海民間詩壇的風云流轉留存一份詩意的寫真，甚至會構成我們聚焦當下中國文化語境的某種思想維度。
我一直認為，許多當下性的新型文化熱點現象，雖然值得關切和重視，但也不能過于放大其效應，高估其成長性和持續力。這些年來，海派文化時斷時續會產生各種現象，卻往往成為一時性的文化熱點，其例不勝枚舉。就如同地震的主震與余震的關系，文化的生成發展也應該是一種不斷激蕩變化、激濁揚清、扶正去魅的過程。的確，海派文化現象研究需要不斷地吐故納新，尤其要關注文化的當下性及其現實的延展。海派文藝一直以來缺乏具有強烈的沖擊力和恒久魅力的精品力作的緣由，自然是在于一些作者作品的人文境界與生命情懷有待于拓展和提升，與其他地區的文化實力相比較而言，區域性文化格局與氣象亟待進一步張揚，在于創作者面對變動不居的生活世界應有的生氣活力的喪失，敘事創新能力與再生能力的匱乏。
當下社會的現代轉型已經給我們的文化或文學帶來了格局的調整和突變：一面是商業文化的強烈生長，日漸滲透并改變著現實的文化生態，給人們造成了精神擠壓，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仍占有一分天下，竭力維持著自身的主導性和影響力，而獨立高蹈的文化姿態依然是傳統文學藉以特立獨行的標志性招牌形象，并對流行文化構成一定的抵抗和遏制。這三種文化勢力互相映照，互相角力，自然也共存共榮。然而，它所構制的范式帶來的影響是深刻長遠的。此外，就業態研究而言，海派文化新生現象需要得到重視與關注，不但是因為其現實的延展在當下的迫切介入，更在于海派文化不可能簡單劃分為傳統與當代，它沒有一個明顯的分野，而應該是一種有彈性空間與再生活力的范疇。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容納各各不同的文化經驗與創作養分。
歷史常常表現出驚人的相似。事實上，現代文學中的所謂新海派文學，也是因為具有了新型讀者構成的閱讀群體和市場意識的發酵，才在現代商業文化的土壤上逐漸培育生長而成的。海派文學之所以具有現代性，就在于它的商業化。有學者早就指出，海派文學有“更鮮明地呈現出力圖擺脫傳統文化束縛的現代性品格”。而經驗證明，在開放包容的文化場域中，即便是先鋒性也可以獲得商業性，可以轉化為大眾性。這三個層面的轉化當然是一個復雜的學術問題，而我們簡單地將海派的特色歸納為現代、時尚、求新，顯然也不足以求證出它內涵的完整性。從海派文化到海派文學，雖然兩者間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直以來在傳統與現代、鄉土與都市交雜的雙重語境下徘徊游走的海派文學，所秉持的求新圖變的傳統、兼容雜糅的特征使得其蘊育的文學質素在不同年代以及不同的創作群體中也漸次發生了多向度的全方位的變化。
在這樣的意義上，對這批近十多年以來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新上海詩人的成長路程、寫作特征、文學價值的描述和探察，也許會成為我們關注和討論海派文學當下性、變量性因素的一個個案樣本。首先，這批詩人由于生活經歷的緣故，具備“外鄉人”、“新上海人”兩種身份標識，因而他們的作品大多呈現一種獨立于城市文明，既漂泊不安，又難以離棄的精神姿態，始終覆蓋著城市與鄉村文明錯動而間離的雙重投影。其次，他們的內心深處緊密依戀著故鄉，卻又無法實現身體的返回，“身”與“心”的背離與游蕩使其成為城市文化與鄉村文明的雙重“他者”。再者，從文學語言研究的角度來講，作為城市與鄉村生活的雙重經歷者，他們的作品中本應具有城市與鄉村語言的呈現與交融，以顯示文學語言變化演繹的可能性，實際上顯然也差強人意。部分詩人的語言技藝缺少強烈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匱乏鮮活的當下生活的質感。而這其實也體現出他們的一種精神生長中的矛盾性，既想在語言世界中妥置自己現實中緊張不安的靈魂，又深感自我話語在現實碰撞中的卑弱無力。
這茬詩人作品盡管風貌各異，詩藝水準也并不齊整，但大都能顯現出上述特點。他們還相當年輕，在詩學探求上有著不可預期的生長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