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9月08日12:59 來源：文學報 作者：張瀅瑩 點擊: 次
“在兩個時區之間是一個奇妙的處境，仿佛同時經歷夜晚和白晝，睡眠和清醒，一個人變成兩個人，一個空間變成兩個空間，享受著雙倍的經驗，但很快你們就將融入另一種時間，即上海時間。”在近日舉行的2017上海寫作計劃歡迎會上，上海市作協主席、“上海寫作計劃”發起人王安憶在開場白中這樣闡述她對于異國旅行的感受。今年是上海寫作計劃第十年舉辦，主題為“寫作與寫作計劃”。在這十年間，近70位外國作家來到上海這座海納百川的文化之城，在為期兩個月的時間內將他們從書面或旁人口中了解的上海一步步丈量成了自己經驗和記憶中的上海。
“堅持十年，這件事就會有影響了”
王安憶的第一次出國經歷，就是上世紀80年代赴美參與聶華苓夫婦所主持的“國際寫作計劃”，“那個計劃對我影響非常大，我腦子里一直有這樣一個想象、一個野心，如果我們也能有這樣一個寫作計劃，也會是很好的事情”。在聽王安憶談及這樣一個計劃時，時任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孫颙立刻覺得這是一件在耐心培育之下定能結出碩果的文化推廣計劃:“上海提出要成為國際文化大都市，一定需要更多世界上的作家的眼光來關注上海，我跟安憶說，如果我們能堅持十年，這件事就會有影響了。”
2008年，上海寫作計劃正式啟動，三位分別來自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女作家成為駐市作家，在上海度過了充實的兩個月;第二年，五位作家;第三年，七位作家……及至上海寫作計劃的第十年，已有來自30多個國家的作家帶著各自鄉音參與到上海寫作計劃中。“我們特別期望有更多不同地方的聲音，能夠來自全世界的范圍內，比如說東歐等。我們也擁有一位來自非洲的作家，她來自部落里，看待世界有很不一樣的方式，對文學也有著很不同的理解，尤其自身和寫作的關系、寫作和讀者的關系等方面。”王安憶說。
起初，上海寫作計劃希望邀請一些世界上知名的作家來滬，以增加寫作計劃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但在創始階段，這一想法并未能如愿，也曾有受邀作家提出希望能住在五星級賓館，這一度讓作為邀請方的上海市作協感到為難。“能夠有成功的作家加盟，無疑能增添‘計劃’的光榮，可是，卻違背我們的初衷，那就是生活在市民中間，認識一個日常的上海，而不是旅游地。”在回顧上海寫作計劃十年歷程的文章中，王安憶寫道。為此，為受邀作家提供的住宿地點基本是能夠融入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有民居的酒店式公寓，在兩個月的居住時間里，駐市作家就是上海市民，從窗畔可以聽見市井聲音，聞到油鍋里熱騰的香味，探出頭去，他們就能看到地下室、臨街店鋪、車站、地鐵口和來往人群，市井氣息讓作家們更親切地了解這里。“在這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你們幾乎會迷失自己，沒關系，再過一段時間你們又會找到自己。上海的空氣充斥了你們的呼吸，上海的風景改變了你們的視野。”王安憶說，“有一位日本美術家說過，對世界的認識取決于空氣的濕度。這句話很有意思。亞洲是一個濕度很高的地方，濕度影響視線的曲度，也使我們的輪廓線和凹凸外部有所變化，還會有一種音韻，今后兩個月的時間里你們就將在這種微笑的視野里生活。”
“我們之所以聚在一起，是因為‘寫作者，這個稱謂”
在與駐市作家的交流中，作家走走注意到許多來自異國他鄉的作家都會被上海熱鬧沸騰的市井之聲吸引:“一開始到上海，他們都會敏感地意識到上海的噪音，跟他們的國家相比，他們會更清醒地意識到上海獨特的車水馬龍的聲音，這在最開始的一段時間里會使這些作家感到困擾。”而對在上海生活至今的走走而言，這早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種活力的體現。“我對他們說，你們去發現這種聲音背后的活力，走上街頭，走進大街小巷穿行在其中，就好像我們擺在石庫門窗口的鮮花，它卻可能種植在一個毫不起眼的土盆里，這是一樣的意義。”
而她也發現，在這種文化交流中，作家和作家之間是可以相互激發、交流的。他們可以像上海的普通人一樣生活在市民中間，
根據自己的需求去了解上海，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有的喜歡跑博物館，有的喜歡走街串巷。“對作家來說這不是壞事，我們不能都把‘打掃得干干凈凈的房子’給他們看，我們應該讓他們看見中國真實的生活，讓他們自己分辨。”孫颙說。
在這座城市，有人看到了美好現實和憧憬，有人看到了和自己家鄉的相似之處，也有人看到了來自陌生人的狡黠和小小瑕疵，這并不是一座完美的城市，但它確實欣欣向榮、包容萬千，在這里，只要你擁有發現的眼光，就擁有無限的寫作可能。
2011年駐市作家，來自澳大利亞的琳達·內爾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居所附近的賣花女，很多個夜里，她會趴在窗臺，俯瞰行人、騎摩托車的人漸漸離去，大街變得空蕩蕩，等到龍之夢商場外墻上不斷閃動的大屏幕熄滅，喧鬧不停的白天難以想象的沉寂才會終于降臨到這個街區。“那天晚上，當我靠在窗邊、靠近鮮花時，香氣提醒我同時去想兩個地方:我住在布里斯班時所在的街道，以及我住在上海時所在的街道。那天之后，我每隔幾天就會去買花。……在這個到處都是陌生人的城市里，她漸漸成為某種恒定、親切的象征。”
2016年初秋，本來并不打算在上海寫作的西班牙作家安娜·盧比奧·范多斯發現，在這座充滿異域風情的東方城市，自己以地中海風情為基調的長篇小說推進竟然異常順利。她每天花2到4個小時集中創作，然后全身心投入上海的生活:“我愈發確信，上海之于我，是一場感官的盛宴。假如有一種感官尤其打動我，那便是觸感。在這座熙熙攘攘、富麗堂皇的古老城市中，我最愛徜徉于售賣絲綢的街道，走進一家小店，指尖輕輕滑過真絲掛畫，或是柔軟的絲綢織物。將此等藝術與柔滑捧在手心，真是極致的享受。”
2012年駐市作家、來自保加利亞的史維特拉·格奧爾基耶娃在上海完成了一部詩集，經由一個陌生中國孩子遞過來的紅蘋果，她在這片古老大地上洞悉了某種穿透性的力量:“車窗外沉寂蒼涼的平原一片片掠過我的眼簾。破曉時分，第一縷曙光照到那只蘋果上，呈現出溫柔的綠色和玫紅色的光暈———如此完美。回到酒店的房間，我感覺自己像是到了家。洗去一身的疲憊，我依舊沉浸在前一天的旅行回憶中，感受著古老歷史沉淀下的魅力，心中滿是敬畏。窗外，腳下，街道開始復蘇，新的一天又開始了。我低頭咬了一口蘋果……隨著新鮮收獲的果實的芬芳，我仿佛觸摸到了那個永恒之謎。”
也許正如王安憶所言，“他們帶來他們的鄉音，加上我們的鄉音，互相講述故事，故事分兩類，一類是他們真實經歷的，一類是他們虛構假設的，這兩類故事如何會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 這就是事情的神秘所在，也是我們所以聚在一起的原因，它將互不相識的我們歸為同一族群，名字叫‘寫作者’”。
“世界各個角落都變得跟自己有一點關系了，就會牽掛很多事情”
某種程度來說，正是由于上海寫作計劃的無功利性，才使得這項每年初秋如期舉辦的活動具有了更廣闊、長久的生命力，作家與作家之間的交流、碰撞也擁有了多種層面的文化涵義。
在與駐市作家交流自己的作品 《象》 并贈送了對方英文譯本后，作家陳村驚訝地收到了來自駐市作家的一封長信，“那是一篇很長的關于《象》的文學評論，其中不乏新的發現與觀點”。“這種交流是活生生的交流，那個國家也好，那個城市也好，也是以一個人的形象站在你面前了。”在談及與駐市作家的交往時，青年作家周嘉寧說:“世界各個角落都變得跟自己有一點關系了，就會牽掛很多事情，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一樣的。”
2012年，保加利亞作家茲德拉夫科·伊蒂莫娃來到上海，在與上海作家的交流中，她深深為這座魅力滿滿的城市所吸引，也為作家們的書寫所吸引。回國后，她將趙麗宏的詩集《天上的船》和部分散文、王安憶的小說《小飯店》以及孫未的三篇短篇小說翻譯成了保加利亞語，與保加利亞讀者共同分享她對于這些作品的喜愛。在保加利亞電臺錄制節目時，她也提及中國作家的作品，并將他們的作品選入當地文學期刊和文學報紙中。而她自己則成為了中國當代詩歌和小說的忠實讀者，她還與一些保加利亞作家共同成立了一個研讀中國當代文學的興趣小組。“上海寫作計劃使我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分享彼此的寫作經驗，交流彼此的寫作進度，讓我們用一種全新的視角觀察這個世界。”
由于至親離世，愛爾蘭作家科納·克里頓一度放棄了來上海駐市的機會，但對這座中國城市的向往使得他在心緒平復后，又主動向上海市作協征詢。2009年，他終于來到了上海。上海與他所生活的科克是友好城市，在到來之前，科納一直以為友好城市意味著許多方面的相似，而上海的實際生活經歷著實讓他大開眼界，并激勵他重新開始了停滯許久的創作。“剛來時我住在玉佛寺附近，第一次從窗子向外張望時，對面有一幢大樓，我想了一下，整個科克市的人口估計差不多只能填滿這座房子。”———這是他對于上海最直觀的印象，人口眾多、充滿了魔力和文化的生命力。科納表示，對所謂駐市作家來說寫作不僅是寫作，而是參與到這里的生活，并與自己過去的生活相互參照。因為他的努力，如今你去往愛爾蘭科克的小酒館里，也許能發現趙麗宏的詩集。“在完成駐市作家之行，到現在的八九年時間里，我越來越覺得這樣的經歷是人跟人之間的經歷，當初這里放眼望去都是陌生人，現在卻都是生命中的朋友，這也許是我們寫作計劃的意義所在。”
在王安憶看來，在來到上海之前，這些作家對于上海、中國以及中國文學的了解多是扁平、有限的，而出訪形式下的交流也是有限的，“所以我們要把他們請進來，他們正好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現場，在他們將來的寫作生涯里，我們希望能施加一點影響。作家就是世界性的公民，應該得到很多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