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1日15:59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曹玲娟 點擊: 次
“文學沒有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們只能寄希望于由小型交流組成大的合唱團。”作家路內感慨。
對著一張張不同膚色、不同發色,但無一例外有點兒迷惘的臉,作家陳村干脆關照,“上海人很多,希望大家在上海玩得高興,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這是11位來自波蘭、意大利、英國、比利時、牙買加、墨西哥等地的海外作家,因為2019上海寫作計劃,在剛剛過去的秋季,他們正兒八經當了兩個月的上海市民。
“很感激上海寫作計劃,讓我重新思考寫作之于我的意義。”上海寫作計劃2019年駐市作家、俄羅斯作家圖盧西娃?埃蓮娜說。
作家們的窗外,有上海大媽的廣場舞表演
2008年,上海寫作計劃迎來第一屆。
來自加拿大的瑪德蓮·鄧、澳大利亞的蓋爾·瓊斯、日本的茅野裕城子三位女作家成了第一批參與者。
“感謝她們注意到這個初生的‘計劃’,連我們自己都沒信心呢!”作為上海寫作計劃最重要的倡導者,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王安憶形容,“雙方都帶著怯意,還有相濡以沫的心情,在炎熱的七月和八月的季節里,拘謹地度過駐市時間。”
第二年,來了五位作家,時間也推遲到九月和十月,天氣涼爽。盡管其中一位作家因不可抗力半途離開,但寫作計劃還是逐漸交到了忠實的朋友。
就像水沖出閘門,事情變得順利起來。
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的“上海寫作計劃”,自2008年起接受國外作家申請,經評審后邀請若干優秀國外作家成為當年度“駐市作家”,于每年9月1日至10月31日來上海生活兩個月。12年來,100位來自38個國家的作家應邀駐市。他們,成為遍布全球的紐帶,鏈接起上海與整個文學世界。
舉辦上海寫作計劃,初衷并不復雜。
王安憶曾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她認為那4個月對自己“影響巨大”,“那時我就想,中國能不能有自己的寫作計劃?”
“要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必須有更多外國作家關注上海。”當時,作家孫颙擔任上海作協黨組書記,他回憶,“我和安憶說,堅持十年,一定能產生一些影響力。在不同的文學視野中,上海會煥發更多光彩。”
在上海作協努力下,上海寫作計劃最終成型,為來訪作家提供一個了解上海作家和上海文壇的機會——他們有兩個月的時間,以異鄉者身份感受上海,了解上海正在經歷的歷史,體驗上海日常生活。
開始,王安憶自嘲,在全世界“寫作計劃”中,“我們大概最年輕無名。”
但上海寫作計劃,有自己的特色——注重駐市概念,希望來自全球的作家不是做客,而有充裕時間進入上海生活的芯子里,做一回實實在在的上海人,讓上海的生活經驗,成為駐市作家的文學養分。
也曾嘗試邀請名作家,以提高“計劃”知名度。然而,面對個別作家入住五星級酒店的要求,還是忍痛放棄了。“這違背初衷,就是生活在市民中間,認識一個日常上海,而不是旅游地。”上海寫作計劃總協調人、上海市作家協會對外聯絡室主任胡佩華說。
“計劃”安排的是民居公寓,身邊就是煙火氣十足的上海。從窗口可以聽見市聲,油鍋的熱和香飄進來,探出頭,底下是店鋪、車站、地鐵口;早上是晨練的人群、匆匆的上班族;晚上,大媽廣場舞開始了……
有作家發現,自己對天氣預報的主題曲上癮了
一批批外國作家們,通過文學機構、使領館、出版社推薦或作家互薦、自薦等方式,經過審核與了解、篩選,最終獲得駐滬機會。
印度、以色列的作家來了,俄羅斯年輕詩人來了,說加泰羅尼亞語的西班牙詩人來了,說蓋爾語的愛爾蘭詩人來了,身患罕見病的瑞士作家來了,保加利亞作家帶著她的歌舞來了,非洲作家帶著她的鼓來了……
就像一個小小聯合國,作家們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迷宮,經歷著各自的傳奇。
如何過馬路,是所有作家的共同難題。一位以色列作家站在車流滾滾的街沿,就是走不到對岸,他困惑極了,不知道看綠燈走還是看紅燈走。
一位愛好書法的匈牙利作家,從居住的西頭,徒步走到了東頭的福州路,許多上海年輕人都未必知道那里有許多舊書店、文具店,他買了一大包宣紙,再汗淋淋走回來。
“我在公園里學了太極拳,還讀我的故事。有人用水在地上大筆揮毫中國文字,我看著地上的水漬慢慢變干。我聆聽音樂,在那跳舞,在那閱讀。”2011年駐市作家、墨西哥作家克里斯蒂娜?瑞斯康?卡斯特羅回憶。
“我有點對CCTV新聞和天氣預報主題曲上癮了,每天演的‘尋夢中國’節目也令我捧腹。”2016年駐市作家、美國作家麗薩?提斯利說。
兩位北歐作家認定,朝東走去,一定能走到東海,邁著大步一路向前,結果走到銅川路水產市場,就當是漁人碼頭,方才打住,折返回頭。就這樣走啊走啊,有一次走進劇場,臺上正演出中國京劇,又有一次走到一座古典園林,上演的卻是西方現代劇……
作家們對上海、對中國,有了全新認識。“我來自人口不足500萬的新西蘭,簡直無法想像,聚集在上海有2500萬人!”2016年駐市作家海蒂?諾斯?貝利說,“上海,有著不可預測、引人深思的美。”
2014年駐市作家、阿根廷作家維多利亞?凱薩雷斯感慨,“這里海納百川,也別具一格。上海有多種面孔,它展開雙臂,向我伸出友誼的橄欖枝。”
“我有穿孔的嘴唇和鼻孔,有沉重的黃銅首飾和色彩斑斕的長裙。在上海,我受到前所未有的注視!”來自坦桑尼亞的2015年駐市作家夏洛特?奧尼爾,努力在街道上維護著非洲人的尊嚴,她說,“在公園里演奏了幾次里拉提提琴后,即時給自己漲了點公園里的粉。”
從陌生到熟悉,從新奇到日常,作家們突然意識到,兩個月太短暫。麗薩?提斯利說,“活動漸近尾聲,我感受到離別的隱痛——習慣把上海當成自己家了。”
2009年駐市作家、希臘作家亞歷克斯?斯坦麥提斯說,“終身難忘,希望能重新體驗,回訪中國。”
無功利性,讓上海寫作計劃有了更長久的生命力
寫作可以有計劃嗎?
有作家說,寫作可以有計劃,也可能沒辦法計劃。“到了另一個城市,你想看到的,和你真正看到并想記住的東西不一樣。”
并沒有要求作家定時交出與上海有關的作品。“全世界相似的駐市計劃,幾乎都沒有寫作要求。文學不是功利的,創作是自發的、無法被約束。”胡佩華介紹。
除在居民小區住兩個月,作家的活動還包括三場文學報告會,與上海作家座談、訪問大學等。更多時間里,作家們自行游弋,體會上海。聽上去,挺散漫與自由。
對于沒有特定目的、也不抱功利心的作家們而言,“上海”,是這個寫作計劃最有吸引力的因素。
2009年駐市作家、愛爾蘭的科納·克里頓形容,“幾乎有一年我未寫只言片語,剛抵達上海那一刻,寫作的心弦被再次撥動。混雜著汽車、摩托車、卡車和公交車的喇叭聲,交警的哨聲,商店為驅邪鳴放的炮竹聲,入夜,我陶醉于窗下的歌聲以及男女鄰居在昏暗廣場里健身跳舞的音樂……”
寫作是寂寞的勞動,但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作家相互交流,這種碰撞對遠來的駐市作家或本地作家都是一次新的際遇。
“不碰面、不接觸,化學反應不會發生。比起經濟交流,文化交流要更復雜,也更緩慢。”上海市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作家孫甘露感慨。
王安憶曾在歡迎會表示,“功夫”“紅燈籠”等單一符號讓世界誤讀了中國,上海也在“007”等電影中,成為一個傳奇但失真的舞臺。要讓中國、讓上海真實進入世界視野,需要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來體驗、書寫不一樣的故事版本。
“這個計劃是通向偉大中國文化的一扇窗。這兩個月,使我比以前更理解中國人。”2015年駐市作家,來自保加利亞的格奧爾基?格羅茲戴夫說。
“我逐漸意識到,追求和諧是中國人的一種價值觀念。”2015年駐市作家、以色列作家尤迪特?卡茲邇說。
上海寫作計劃的無功利性,使這項每年初秋的活動,具有了更廣闊、長久的生命力。
“收獲”超乎預期。12年過去,這些作家們,不僅將上海故事帶到世界各地,也將他們的經驗匯入上海的故事……
2012年,保加利亞作家茲德拉夫科·伊蒂莫娃來到上海。回國后,她將趙麗宏詩集《天上的船》和部分散文、王安憶小說《小飯店》以及孫未的三篇短篇小說翻譯成保加利亞語,分享她對這些作品的喜愛。
2016年駐市的丹麥作家福勞德·歐爾森新作《辣斐德路上的克萊門公寓74號房間》,是部非虛構作品,穿插了他在上海尋訪歷史建筑的經歷,在《收獲》上首發。麥家、余華都是他欣賞的中國作家,“他們的敘事技巧給我不少啟發。”
“現在我會花很多時間學中文,研學豐富的中國文化。”2010年駐市作家、瑞典作家比吉塔?林克韋斯特說。
就像水沖出閘門,12年過去,最終,靜水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