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寫不可：與二十位小說家的心靈共振
2020年06月04日08:53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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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為吳越、走走、周嘉寧
1月11日下午，作家、《收獲》前資深編輯走走攜新書《非寫不可》作客第336期思南讀書會，與小說家周嘉寧、《收獲》編輯吳越一起走進二十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世界。
《非寫不可》是一部小說家創(chuàng)作談的輯錄，書中集中了走走對當下中國文壇較有代表性的20位小說家——路內、雙雪濤、張悅然、孫頻、田耳、周嘉寧等的訪談。他們從50后到80后，從文壇老將、中堅力量到后起之秀，映照了當代文壇40年里的星光。在《收獲》十四年的編輯生涯中，這些作者是走走非常珍重的同行者，“他們每一次寫作都如西西弗斯推巨石般漫長、痛苦，不會因為他們之前已有的地位，讓下一個小說變得容易，這也是我選擇他們對話的原因。”走走花了三年到四年的時間進行這些訪談，每次訪談前，她會進行兩個多月的準備，重讀被訪者的所有作品、訪談稿以及評論文章，努力去尋找不同的角度切入。作為受訪者之一，周嘉寧談到，不同小說家之間的差異非常大。面對不同的作者，走走所做的準備，提問的方向，甚至使用的語言風格都是不同的。“她是一個很好的編輯，能夠以自己的方式進入和這個作者之間的共振，這種共振需要耗費很大的生命力和熱情去完成。”
走走責編周嘉寧的第一部小說是《寂靜嶺》。這篇小說曾被雜志退稿，幾經轉折后在走走手中得以發(fā)表，極大緩解了周嘉寧對寫作的自我質疑，之后走走幾乎是她每部作品的第一讀者。周嘉寧提及，走走會在三天之內以一種非常直接、敏銳、一步到位、不留余地的方式告知自己的意見，但是在直接銳利的方式背后，走走對于文學和作者懷有一種溫柔的態(tài)度，能夠給她帶來安慰和支持。作為編輯，走走進行作家訪談的出發(fā)點之一是想和作者探討他們的小說怎樣可以更好。她認為有時一個字的修改就能讓小說面貌煥然一新。周嘉寧的小說《大湖》原本題為“太湖”，《收獲》主編程永新只將“太”改為“大”，一字改動就讓小說的氣象完全不同。“太湖是明確、縮小和狹窄的，而大湖包含了從青年到中年所有情感、工作、家庭中難以逾越的困難。”走走說。周嘉寧談到，每次在《收獲》編輯部開會，和編輯的討論會讓自我開始松動。“這不是被擊潰的松動，也不是強烈的自我質疑導致的崩潰，而是建立在編輯和作者的有效溝通上，這種討論能夠幫助作者在反復的修改中鍛煉出一種能力。”吳越認為，如果說小說家善于虛構，那么《非寫不可》是對虛構的人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非虛構，不斷“榨取”和 “盤問”擅長撒謊的小說家。她提問走走，當面對這些作者時，需要如何掌握提問的分寸感以免冒犯對方？是否要一口氣告知作者所有的寫作問題？
吳越
走走表示，她會直截了當?shù)靥釂栕髡呷魏嗡吹降膯栴}。在弋舟的小說《凡心已熾》中，來自農村的大學生黃郁明偷了同學的外套而受了處分，從此封閉自我。畢業(yè)后他交了大方花錢的女友，被女生包裝打扮，最后卻慘遭分手。他對女孩說：“我明白了，我是在求生，而阿莫你，是在游戲。”走走突然意識到，這句話可能是弋舟青春期里最深刻的東西，所以她在訪談中直接發(fā)問。弋舟答：“這個對話要用來發(fā)表，我實在難以給你從實招來。我的青春期的確過得疙疙瘩瘩，有家庭的變故，有自我的戕害，但是，這些或許不足以形成對我寫作的不由分說的判斷——誰的青春期沒有些暗疾呢？”走走認為在訪談的提問中不用避諱，不用“不忍心”，不用擔心“是否冒犯”，因為從編輯的角度可以看到作者看不到的東西，可以探討作者未來文本的可能性。對于采訪孫頻極具對抗性的訪談，走走評價：“那既是一個失敗之作，但又是一個成功之作，因為把作者所有激烈的情感全部調動起來了。”她談到，由于雙方生活背景的差異，導致在訪談中，她沒法用同理心去理解孫頻筆下看似荒謬的、對女性極其不尊重的事，但是這些在孫頻看來卻是常態(tài)。、在最后一篇作家唐穎的訪談中，唐穎提及，對很多女性藝術工作者來說，可以出賣肉體，但是不能出賣她們所從事的藝術。“這時，我恍然大悟，孫頻的講述里有一部分是非常真實的，她塑造的那些女性在某種環(huán)境下，為了活下去，其他是不重要的。反觀來看，這里面有難以低頭的生命力。”走走說。周嘉寧認為，如果對話雙方互相信任，冒犯沒有問題，但偏見可能會是一個問題。偏見會導致另一方必須捍衛(wèi)自己，為誤解做自我辯解。“我覺得走走完全沒有偏見，她對于文學沒有一個定型的觀念或審美標準，可以從不同類型的作品當中找到第一個閃光點。”一個作家能走多遠？
吳越談到，書中所有的訪談都貫徹著走走一直堅持的初心，她想弄清楚影響作者寫作的人生問題，以及作者看待世界的方法。走走認為，一個作家的世界觀決定了一個作家是否能走遠，以及為何選擇寫作。
舊海棠的小說基本都是以極其溫和的方式處理非常殘忍的極端事件。小說《劉琳》中，劉琳的追求者用汽油燒了她家，親人在火災中去世，她自己重度燒傷、面目全非。《萬家燈火》中，一個母親制造了自己的死亡希望能夠挽回兒子的婚姻。走走評價，“舊海棠是一位佛教徒，她的小說就是一個準備死亡的過程，如何去做涅槃前的種種準備。”在訪談中，走走問及舊海棠，她認為舊海棠的生命中有一種厚重的底座，才能夠支撐主人公經歷那么多悲慘事件，這種精神的底座是由什么組成的？舊海棠談到，她的少年生涯都是一個人在田野中度過的。那時她要獨自面對田野里種種不可知的事件，如突然刮起的龍卷風、不小心掉進湖面的冰窟窿，這讓她意識到世間所有的常態(tài)和非常態(tài)。田野上有很多墳墓，她每天經過可以看到哪個墳是新起的，哪一家的棺材板厚、哪一家薄。她很早感受到死亡是如此自然的事情，每天都在發(fā)生，這樣的經歷對她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張楚的《大象》中，女孩患白血病去世后，她的父母決定自殺。在這之前，兩人背了一點土特產打算感謝給女兒捐款的恩人。在這條感謝完就要去赴死的路上，女人在田野邊解手，蹲下來時看到一簇盛開的蒲公英，她突然感慨了一句：“難道……立春來了？”這個細節(jié)觸動了走走。在訪談中，她問及張楚這些景色描寫的細節(jié)，張楚答，因為他是在農村長大的，對自然風物有著天然的敏感度，這種敏感對他的寫作影響深遠。走走談到，這些作者筆下的人物面對生活的磨難時，哀而不傷，悲而不怨，可能與他們成長中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有關，“我在訪談中發(fā)現(xiàn)，這些來自農村的作者所擁有的天然饋贈，是都市生活中沒有的。”雖然走走已離開《收獲》，但是在使用自己開發(fā)的軟件研究40年間300個作家筆下地域空間變遷時，她發(fā)現(xiàn)城市作家與鄉(xiāng)土作家筆下的空間有一個最明顯的區(qū)別——鄉(xiāng)土作家喜歡寫門邊，城市作家喜歡寫窗外。因為在鄉(xiāng)村，跨出門外是外面的世界，而在城市，門打開了對面還是門。吳越談到，同樣作為一位小說家，在訪談的三四年間，走走沒有進行創(chuàng)作，她花費大量精力記錄了20位作家當時的創(chuàng)作與生活， “她（走走）以一種切片的方式，留下了20個作家的心靈刻度，也留下了自己那時的思索、銳氣、英氣勃勃和追問不休的姿態(tài)。”現(xiàn)場：李偉長
撰稿：法雨奇
改稿：陳 思
攝影：遲 惠
編輯：江心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