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02日15:34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羅昕 點擊: 次
今年是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七月派”主要成員，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賈植芳誕辰105周年。10月8日，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紀念賈植芳先生誕辰105周年暨《賈植芳全集》出版座談會”在上海舉行。賈植芳的親友、同事、學生以及上海各高校中文系及研究機構代表齊聚一堂，共同紀念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人物。
賈植芳（1916-2008)是山西襄汾人，其一生創作、翻譯、研究、編著了多部著作，著有《人生賦》《賈植芳小說選》《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等，譯有《俄國文學研究》《契河夫的戲劇藝術》《契河夫手記》等。他有一句名言：“讀書、寫書、教書、譯書、編書……知識分子的財產就在一點書。”
近日，由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主編的《賈植芳全集》（下文簡稱“全集”）在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全集各卷依次為《創作卷》（上、下）、《回憶錄和訪談錄卷》、《理論卷》、《書信卷》、《日記卷》（上、下）、《翻譯卷》（上、下）、《附錄與索引卷》，共十卷，總計近500萬字。它第一次公開出版賈植芳目前能搜集到的所有作品，包括賈植芳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書信日記等作品，以及賈植芳的回憶錄、翻譯作品等，并將第十卷作為《附錄與索引卷》，為研究賈植芳及其學術文化等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資料。
他坎坷的一生，把“人”字寫得端正
賈植芳的一生，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時光在牢里度過。第一次坐牢是因為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第二次是在徐州被抓到日本憲兵隊，第三次是1940年代末在復旦參加學生運動。第四次是1955年受“胡風案”牽連。談及賈植芳的一生，在場各位無不感嘆。
“賈先生離開我們有十三年了，今天聽大家回憶他，我腦海里不斷浮現他的音容笑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鄧逸群感慨道，賈植芳對大家最深遠的影響還在于他的人格魅力，“最感動人的是他的不屈不撓，幾次進監獄，幾番經苦難，他都沒有低頭。他說他這一生沒什么，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端正一些。在我看來，他不僅寫好了‘人’，還寫好了一個大寫的‘人’。”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吳中杰用一句“平生風義兼師友”來形容他和賈植芳的關系。“講到‘友’，賈先生比我大二十歲，我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朋友，而是一起勞動改造的朋友。當年在干校里，我們中文系的勞改對象有賈植芳、我、彭飛，我們三個經常一起勞動。聽報告的時候，我們三個被打發到很遠的地方，賈先生會給我們講很多社會上的事情，聽了很長知識。講到‘師’，賈先生也是我的老師，有時只言片語的啟發比課上聽講還大。”
他提到了賈植芳的《歷史的背面》和《獄里獄外》。“《歷史的背面》書名就很好，沒有豐富閱歷的人取不出這樣的名字。我們的文學史往往是正面的，但正面的東西未必是將來站得住的。歷史的背面將來也可能反過來成為歷史的正面，賈先生這個提法很智慧，值得思考。他還有一些作品，大家覺得好，但似乎上不得文學史的臺面，比如《獄里獄外》，但我認為這是一部傳世之作。”吳中杰說，對于如何看待文學，如何看待歷史，賈植芳一直帶給他很大的啟發。
他看重年輕人，愛護年輕人
就賈植芳和復旦的淵源而言，他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持過中文系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的創建工作，晚年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并在此崗位上退休。
在場許多人特別談到了賈植芳對后輩的愛護與提攜。“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一點，很多年輕的學者在他的培養下學有所成。今天，復旦中文系乃至所有的中文系都應該延續這樣的傳統，把培養與提攜年輕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應必誠如是說。
陳思和一直記得他和李輝在中文系資料室遇到賈先生的場景。1978年賈植芳回到復旦中文系，在資料室工作，那時的資料室還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但有一個老人在那里不停地講話，非常熱情。這位老人就是賈植芳，他看同學們在資料室讀書，不僅會主動推薦，還會指導他們如何閱讀。陳思和與李輝的巴金研究，便是受到賈植芳很大的影響。
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安憶一直很羨慕賈先生的學生。她說早年陳思和帶她去賈先生家里，她坐在邊上有些拘謹，但看著賈先生的學生一個個穿堂入室，自己倒水，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一樣。“可能因為我不是他的學生，他和我不大談思想和歷史，談的都是一些瑣事，比如有一次說他有很多藏酒，問我喝不喝。還有一段時間他住在蘇州，然后到上海來，他把那一段說得很幸福，說早上坐坐車，然后買一塊蛋糕去上課，再去哪里吃一碗面……他和我說的，都是這些瑣事。”
關于賈先生，王安憶印象中主要有兩件：他的軼事和他的風骨。“這是很好的。但從某種方面來講，中國的知識分子處境也讓人很有感觸。我們回頭看他的全集，兩卷是創作，兩卷是翻譯，其他都是書信、日記。就像魯迅文集里純粹的文學創作也很少，多是和人家打筆仗。所以中國知識分子自己有所建設的空間其實很小，能留下的東西也不多，大部分的時間都糾纏在斗爭當中，當然‘斗爭’是很好聽的勵志的，但是對知識分子而言，也是很可惜、很浪費的。比起賈先生那代知識分子，我們這代人的處境要好一些，首先我們豐衣足食，也有很多的出版，但我們又面臨著另一種危險——精神上的庸俗、怠惰與輕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并沒有發生改變。”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也回憶起他與賈先生的交往趣事：“我去見賈先生，他總是叫我‘老陳’，說‘老陳你又來啦’。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吃了一驚，我說賈先生，‘老陳’可是我當年插隊落戶時貧下中農叫我的，他聽了哈哈大笑，說我就是貧下中農。后來我說你叫我‘小陳’，他也始終不改口。我很愿意見賈先生，因為每次去都可以得到教誨，受到啟發。在‘七月派’作家中，他是很通達的，哪怕談到了沉重的問題也是笑嘻嘻的。我現在真是到了‘老陳’的年紀了，但還是要遵照賈先生說的，努力做好人，做一個端正的人。”
現代文學是一條河流
在陳思和看來，賈先生一生從事多種著述，包括文學創作、回憶錄、社會學著作、翻譯、學科建設理論以及書評演講等各類作品，晚年堅持書寫日記，直到生命最后時光。“先生一生流離顛沛，多次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著譯及未發表的手稿散失頗多，不易搜集，所以能夠保存下來，并且付梓傳世的文字，彌足珍貴。”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陸士清說：“賈植芳先生的著作得以出版，他的精神得以傳承，便是一種最好的紀念。”
陳思和記得，他與賈先生一起喝酒、聊天時，賈先生講的不是他在監牢里受了多少委屈，也很少說起受到的難，而總是講他的朋友們的故事，還有文學史上的故事，“他講胡風怎么樣，魯迅怎么樣，郭沫若又是怎么樣，茅盾又是怎么樣。他本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文學史。他與我講的茅盾與教科書里講的茅盾是不一樣的。他沒見過魯迅，但他與胡風的關系很密切，他通過胡風來傳遞魯迅的信息。他講的歷史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
因此，從魯迅到胡風，從胡風到賈植芳，再從賈植芳到自己，陳思和相信這其中有一份珍貴的傳承。他一直對學生說：“現代文學是一條河流，我是這條河流里的一塊石頭。不僅我個人，所有研究現代文學、從事現代文學的人都是這條河流里的石頭。你們也是。這條河帶著前人的生命信息，從我們身上流過去，流過去時把我們淹沒了。但當河水流過我們的時候，就把我們的生命信息也帶了進去。那么這個文學史就是一個活的文學史，是有生命的文學史。這樣來理解的話，這個學科就不是一個外在于我生命的學科，我喜歡現代文學，就是因為我是存在于里面的，我是這里面的一個人，就像河流里的一塊石頭一樣，我感到這個傳統在我身上這樣流過去。”
希望后代人能記住他和他們
難得地，一些“七月派”作家的家屬也來到了這次會議的現場。在懷念賈植芳的同時，很多人也在懷念彭小蓮。陳思和說：“要是彭小蓮還在，她會跑東跑西，拍這拍那，她會記錄下很多東西。”
“七月派”代表詩人冀汸的孫子陳冬筱說：“我爺爺和賈爺爺都是剛正不阿的人，真誠的人，但我覺得賈爺爺有一點特別不一樣，他對歷史的認知是有大智慧的。”陳冬筱是“90后”，也是在場年紀最小的人，“對今天的‘90后’‘00后’來說，如果不是中文系畢業，或許都很難知道賈植芳是誰，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無論如何，我會把他們一直記在心里。”
說起父輩們的經歷，冀汸的女兒殷殷不禁哽咽。“我們叫自己‘胡二代’。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段歷史是很沉重的，痛苦的，大部分人還是走出來了。彭小蓮一直講她最喜歡賈伯伯，因為賈伯伯在講過去時永遠是笑著的。”
殷殷說，她還是希望下一代記住那段歷史，“陳冬筱他們這一代已經拉開了一段時間的距離，他們能夠更清晰地回看那段歷史。”
“七月派”代表詩人彭燕郊的外孫吳張迪也說，外公有一部回憶錄《那代人》，是對他們那一代人很好的回憶和概括。“我自己是學歷史的，我們家里還有很多外公他們那代人的文獻記錄，接下來我們想慢慢整理出來。很多珍貴的史料就在那里，需要我們后代人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