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1日23:02 來源：文匯讀書報20140711 作者：王輝城 點擊: 次
文/王輝城（書評人）
好的小說家，不單單要有高超的技藝，更要有一顆勇敢的心。有時候，后者比前者顯得更加重要。技藝屬于“身外之物”，可以經過后天習得。而后者屬于個人秉性，顯得尤為稀缺。人生活于世，所要遭遇的事情何其多，所要面臨的困境何其多。貝索斯言，聰明是一種天賦，善良是一種選擇。“選擇”一詞極妙，賦予行動強大的力量。善良是種底線，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中論及，沉默是保持人性的一種方法。所以，面對茫茫歷史，善良是在堅守底線，而勇氣則是主動出擊，是反思歷史。歷史有何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孫颙在長篇小說《縹緲的峰》中，試圖彌合的正是現代史里的巨大裂縫。
加拿大的圣伊萊亞斯山脈與中國的西藏高原，兩者遙遙相望，中間隔著浩渺的太平洋。在小說敘事中，生活于加拿大的成方是一條線，生活在上海的崔丹妮是另一條線。兩人本是夫妻，兩人之間相隔的是太平洋，更是沉重的歷史。夫妻兩人本是軍人，成方出生于小知識分子之家，而崔丹妮家庭顯赫。兩人的結合是男才女貌，但婚后卻摩擦不斷。成方的出逃有崔丹妮給予他的壓力，但崔海洋借他行枉法之舉則是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成方在泰國當古董店小二時，認識了后來的生活伴侶沙麗。沙麗是加拿大華裔，身上背著沉重的歷史，祖父作為清末的外交官，心懷故國。成方離開后，崔丹妮執意生下她與成方的孩子———吳語。這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孩子，童年時承受了許多的傷害。隨著生活的變遷，崔丹妮的性格也為之一變，從驕橫的大小姐變成一心向佛的教徒。
圣伊萊亞斯和西藏高原，其指向當然不局限于自然界。它們是巨大的隱喻：在成方那里，西藏高原是不可斷絕的鄉愁；而在崔丹妮那邊，圣伊萊亞斯便是沉重的歷史。兩座山峰的指向，其實是一致的。在小說里，孫颙生怕讀者誤解這巨大的意象，多處把山峰與理想主義聯系在一起。在小說開篇，映入眼簾的是“千山鳥飛絕”的萬里雪野，這是遠離塵世紛爭的世外桃源，也是孤冷之地。在這樣的地方，遙想著故國風景，鄉愁之深可想而知。若說我們在成方的身上看到的是歷史的哀愁，那么在崔丹妮身上所顯現的則是現實的殘酷。她的改變肇始于成方的逃遁，執意生下吳語之后，體會了一番世態炎涼———哥哥崔海洋勾結小流氓，使她受盡了侮辱。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崔丹妮的眼睛去看上海這座城市，或者說中國這塊土地的滄桑巨變。崔海洋的咄咄逼人、賴一仁的堅守、俞小慶的貪婪與脆弱，皆是生長于此。人性的榮光和不堪，交匯在一起。事實上，不管是成方還是崔丹妮，無論是追溯過去還是面向未來，急需面對的，還是當下赤裸裸的現實。成方重新踏上故土，崔丹妮試圖在佛祖那里尋找到答案，都是為了回答最迫切的現實問題。
在我看來，《縹緲的峰》是一部探討歷史問題的小說。成方是加拿大的圣伊萊亞斯山脈，崔丹妮便是西藏高原，兩條線輻射出來，各自開出厚重而繁雜多樣的篇章，爾后又兩川歸流———洪荒歷史，彌合在一起。這是孫颙技巧嫻熟之處。在小說中，無論是沙麗、成方，還是崔家兄妹、賴一仁，都背負著沉重的歷史。成方、崔家姐妹、賴一仁都經歷過“文革”，他們的態度，亦可算是對待歷史的幾種典型態度：成方是逃離出去；崔丹妮深覺自己帶有原罪； 崔海洋作為加害者，卻無反思的意識；賴一仁是作為受害者的形象出現的； 而遠在加拿大的沙麗則跟他們不一樣，她身背的歷史更加久遠，變成了一塊心結； 而成長于新時代的吳語，是一個人物，也是一個象征。吳語，即是無語，是崔丹妮一怒之下所取的名字，是對娘家和成方的憤怒，也象征著她那一代人對歷史的沉默。
人生于世，行走于大地，往后看是歷史，往前走是未來。現代史厚重又敏感，書寫它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技巧，更需要勇氣。一個國家要往前走，必然要厘清歷史問題。
不過，小說終究是和歷史截然不同的文體。小說的世界或許沒有歷史的深刻、縱深，但是它更為廣闊、多樣。所以，在《縹緲的峰》里，孫颙對于歷史的關注和思考只是山峰的一個側面。我們說起一部小說的好壞，有個基本的判斷原則，便是這部小說所呈現的世界是否復雜，它的指向是否多元，它的人物是否飽滿，孫颙的《縹緲的峰》滿足了這樣的要求。他對歷史的思考，對市場的關注，對現實的捕捉，都體現了相當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