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08日10:33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劉小草、楊飄 點擊: 次
年屆七旬的葉永烈,帶著他修訂了30年的《“四人幫”興亡》出現在讀者面前。在介紹自己時,他每每繞不開一個誤會:
“別人都以為有兩個葉永烈,一個是寫《十萬個為什么》《小靈通漫游未來》的葉永烈,另一個是寫‘紅色三部曲’、《‘四人幫’興亡》的葉永烈。”一代又一代閱讀葉永烈科普、科幻作品度過童年時光的孩子們,已逐漸長大成人,他們很難將記憶中那位科普作家和這位出版紀實文學作品、專攻重大歷史政治題材的作者聯系起來。
從科普作家到紀實作家,題材和寫作手法都風格迥異,這位頭發花白的老人形容起自己40年來寫作生涯的變化,用了“華麗轉身”一詞。
20歲開始寫作,時至今日,葉永烈已經出版逾3000萬字作品。面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的專訪,葉永烈對自己的創作做了一次數字總結:“前段時間我整理了我的科普作品,叫作《葉永烈科普全集》,有28卷,1000萬字；我的紀實文學作品是1500萬字；還有行走文學,《葉永烈看世界》21本,現在出了19本,500萬字。”
“媒體總說我是科幻作家。可我多年前就已經不寫科幻、科普作品了。”相較科普話題,葉永烈更愿意談談他的紀實文學創作,說說自己“七分采、三分寫”的創作經歷。
“當代人寫當代史”
記者:紀實文學創作,和科普、科幻寫作相比,有哪些特殊性?
葉永烈:我始終認為,紀實,這個“實”字是關鍵。作品必須真實,我把真實放在第一位。
我在寫作中有兩個翅膀,一翼是圖書館、檔案館,另外一翼就是采訪,大量地采訪當事人。我的寫作是“當代人寫當代史”,重大歷史事件中的當事人都還在世,采訪跟文獻結合在一起,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才有它真正的歷史價值。一部作品里面有多少是首創性的、獨家的,這個非常重要。我寫《“四人幫”興亡》就是這樣,寫這本書的起因是1980年審判“四人幫”,特別法庭審判,每天晚上中央電視臺播放當天的審查錄像,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撼。四人幫跟上海有著非常深的淵源,我對上海非常熟悉,采訪也很方便,所以我覺得應該把“四人幫”寫出來。
記者:您為何會起意寫作《“四人幫”興亡》這樣敏感的題材?
葉永烈:《“四人幫”興亡》應該說是我的紀實文學紅與黑當中“黑”的代表性的作品。這個黑色系列跟紅色系列最初起源在哪里呢?我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當時我捋了一下關于上海題材的紀實文學和小說。發現有兩個空白,一個空白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當時沒有人寫過,另一個就是“四人幫”,“四人幫”又叫“上海幫”。我決定填補這兩個空白。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誕生,我寫了《紅色的起點》,后來就沿著這個路子一直寫下去形成了150萬字的“紅色三部曲”,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叫主旋律作品,寫作采訪都很順利。
黑色系列代表作就是《“四人幫”興亡》,這套書寫了30個春秋,是非常大的一個題目,而且難度比較高,頭緒很多。通過這四個人折射十年文革。這十年,我一直說,中國人民從來沒有遭受過這么大的災難,“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鬧劇、丑劇、慘劇。這一段歷史永遠不能忘記。忘記了歷史,就會走歷史的覆轍。文化大革命從本質上講,是極“左”路線的統治,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防止這樣的鬧劇在中國重演,防止極“左”路線卷土重來。另外,現在年輕的80、90后們,對“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所知甚少。問起“四人幫”是哪四個人?一般能夠說出江青,另外三個就不知道了。有的人以為林彪也是“四人幫”,還有人干脆說“四人幫”就是四個人互相幫忙。我希望這本書能用歷史告訴未來,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曾經經歷過什么樣的歲月,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不要再走我們過去的路,受那樣的災難。
紀實作家應當有檔案意識
記者:您寫作《“四人幫”興亡》這30年,走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這樣大量的采訪如何理清頭緒?采訪過程中您遇到過什么樣的困難?
葉永烈:采訪對象大都躲躲閃閃,有時候即使找到人,也不愿意接受采訪。比如說我去采訪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知道后放出話來:“我是罪犯,公安部如果要提審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問題,葉永烈來采訪我,我可以不理他。”他當時已經83歲了,剛剛從秦城監獄放出來,希望能安穩地生活,沒人打擾。我就采取了一個辦法,先去采訪他相關的這些人,他前后三任秘書、他的兒子、他的警衛員、司機等,然后才到他家去采訪。
他看到我,愛理不理的。我要面對的第一件事就是稱呼問題,喊他什么好呢?按照過去就叫伯達同志,他現在成16名主犯之一,喊他伯達同志就不太適合了。如果喊他陳伯達先生有點見外,叫他陳老師,好像也不是太適合。考慮到他當時的年紀,我就喊他陳老。我說:“陳老,您好。我很早就見過您”。他問:“什么時候見過?”我說:“1958年5月4號那天是北京大學校慶,您到北京大學大飯廳,那天您來做報告,還帶了一個翻譯,我印象很深。”這時候他笑了,說他的普通話很糟糕。他隨后反問我,你也是北大的?一下子就扯上校友了。他問我:“你看過我的文章嗎?關于老子的研究文章看了沒有?”我知道這時候他要考考我,就說:“您寫的老子的文章,毛主席給您寫過三封信,前頭兩封信是通過張聞天同志轉給您的,還有一封信是直接寫給您的。”他一聽就知道我是有備而來,開始愿意跟我談話了。這時候我按習慣拿出一個錄音機來放在他面前,那個錄音機是紅燈牌,像飯盒那么大小的,上頭有一個紅燈亮著一閃一閃,一直開在那里。他談著談著就說,葉永烈你把那個錄音機關一下,過了一會他說你現在可以錄了,就開起來,也就是說我的錄音也沒有被拒絕。
我們慢慢變得很熟悉,有一次,他讓我找30年代他在上海發表的一篇小說。他一輩子就寫過這么一篇小說,我回上海就趕緊查雜志,然后復印帶到北京去念給他聽,他非常高興。當時他的神情很陶醉,像回到了年輕的時候。文中他用到的一些英文代稱,還告訴我這是誰,這個小說怎么寫的。在秦城監獄寫交代的時候他夾帶了一張復寫紙,給自己留了一封底。后來他把這些材料交給我,讓我去復印。我意識到這些交代非常重要,每一段交代都是對某一段歷史的回憶。所以我把這些材料統統拿到他家附近的復印店復印了一份。
記者:您曾經表示,30年來的采訪過程像“福爾摩斯探案”,常常發現線索和驚喜。是不是因為這樣豐富的資料搜集、采訪經歷,讓您對檔案保存有超出一般作家的敏感?
葉永烈:我寫馬思聰出走事件的時候,材料有四個口袋,幸虧看到那個檔案,寫馬思聰才能比較生動。我保存的材料里,僅文革要員王力寫給我的親筆信就有45封,還有許多手稿,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材料。
有些當事人我很慶幸采訪得比較早。我曾經說,這本書不可復制,為什么呢?從80年代開始,一個個去找這些當事人做采訪,如果晚一點的話恐怕很多人已經過世。今年3月,上海圖書館舉行了一個很隆重的儀式,我把我的采訪錄音和資料,全部無償捐贈給上海圖書館,他們正在逐步把這些錄音帶刻成光盤保存下來。檔案里的內容有一部分寫進書里,但是還有好多內容沒有用上。希望多少年之后的研究者還能夠聽到那些已經過世的歷史當事人的敘述。
紀實文學作家,檔案保存非常重要。我的檔案保存條理很清楚,分門別類。當時采訪的錄音帶,都標注著幾月幾號、地點、采訪人是誰,擺在鐵柜里,可以防止磁干擾,還放了干燥劑。按道理磁帶只能保存十年,這次我移交上海檔案館,保存了二十幾年的磁帶現在放出來都清清楚楚。
紀實作品的文學性在于豐富的細節
記者:這些口述歷史的錄音材料,帶著采訪對象本人的情感傾向。您怎么分辨和處理這些敘述的真偽?
葉永烈:口述歷史非常重要,但口述歷史不可不聽,不可全信,回憶會有不準確的地方。人對數字的記憶力是最差的,年代記錯是常有的事。還有就是護短:采訪陳伯達時他就曾提醒我,年長的人往往會護短,要我跟當時的報道、他自己的講話進行比較。記憶上的錯誤也時有發生。最明顯的就是王力,他自我感覺很好,總是習慣性地說“我早就指出來了”“我早就說過了”,顯得他有先見之明。但他的回憶依然非常重要。“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明燈”,是毛主席語錄里的一句話。當時那封賀電是王力起草的,毛澤東在那句話上畫了一個圈。王力口述了起草的全過程,如果他不說,歷史就會以為這句話的作者是毛澤東。
歷史事件過去很多年后,會錯綜復雜,有各式各樣的說法,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我會采取并列法。比如毛澤東和江青的約法三章,我在書中就將各種說法羅列在一起,讓讀者自己去判斷,我相信讀者有時候比作者更加高明。
記者:您在寫作過程中,怎樣平衡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
葉永烈:當代人寫當代史最大的缺陷,就像看一幅油畫,站近了看不清楚。所以寫當代重大歷史題材,紀實文學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講,作家就是思想家。紀實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就是豐富的細節,但虛構的對話、心理活動都是絕對的忌諱。心理活動是小說的一大特色,卻不符合真實。在書中,對白我用得很少。而且寫作越到后期,我就越少寫對話,越是涉及當代重大的歷史事件,最好保證所有的事實都有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