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6日15:18 來源：新浪讀書專欄 作者：周立民 點擊: 次
我不知道，有那么多榮譽、頭銜、議論、評價乃至傳說，加在巴金先生的身上，我們是否還有可能撥開迷霧看清他；我也不清楚，今天的一切是否都是巴金先生想要的。也許，我們根本就不理解他，但我們都義正詞嚴地冒充了他的知己，或者自以為是地總結了這個概括了那個，并認為這就是他，這就是他的一切。作為讀者，我當然有權利根據自己的看法來評價他，然而，我也常常提醒自己，這只是我想象中的他。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抽象為某種符號，是幸運也是一種不幸。所以，多年來，我總是試圖把這個人還原到他原初的環境中，去看他的所思所想；同時，也把他放到我們當下的生活環境里，去體味他可能帶給我們的生命啟示。“在今天，我們如何看待巴金的精神遺產”正是這樣的追問。
對于這個問題，巴金和他的作品能夠給我們提供很多種回答的可能。就我個人而言，以下的三點印象最為深刻：
“講真話”已經成為民族共識，但它尚需成為我們個人的道德律令。三十多年前，巴金舉起“講真話”大旗時，很多人都不理解，還有人以為家丑不可外揚。其實這不過是巴金從五四前輩中接過的火炬，魯迅先生在1925年就呼吁作家應當撕下“瞞和騙”的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1卷第2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經歷過十年“文革”，對自己的人生經歷重新反思時，巴金對于“講真話”有了更為痛切的體會，于是有了那本厚厚的大書《隨想錄》，在這里他聲嘶力竭呼吁講真話，義無反顧捍衛講真話的權利。他也曾為不被理解而感到孤獨，為遭受誤解而憂憤，可是，晚年的巴金是在不斷地擠出歷史留給他的膿血，療治歲月的創傷，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凈化自己的靈魂。我欣喜地看到，他當年翻來覆去的呼吁總算有了回應，“講真話”如今已經成為民族的共識。在今天，不論出現什么事情，大家首先要求的就是基于事實的“真相”，大家更歡迎發自內心的真情，寬容帶有個性的個人話語，與之同時，人們對于“假”、“大”、“空”表現出空前的厭惡，“假話”的市場越來越小，講假話越來越受到鄙視。但是，這并非就意味著真話暢通無阻，假話就沒有滋生的土壤，在講真話的路上，僅僅有共識恐怕還不行，更需要每個人的行動和衛護。更為重要的是巴金并非是在要求別人講真話，而是首先要求自己講真話，清算自己講假話的舊賬，他沒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的圣人，而是把自己的恥辱擺在大家面前告訴大家不要犯同樣的錯誤。“講真話”在他，是一種個人內心的道德律令。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只有做到這樣，真話才算落地生根，否則僅僅要求別人講真話、自己卻在大講假話，以這樣的雙重標準為人處世，那是更可怕的虛偽。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回到巴金的精神原點上去，講真話，從我做起。
反強權，爭自由，是巴金一生的精神主線，也應當成為每一個人的獨立標準。巴金在五四啟蒙精神的喚起下覺醒，在法國大革命的民主、自由的氛圍的熏陶中成長，在二十世紀中國風云變幻的現實中成熟。在他的百年人生中，有著豐富的內涵，但是反強權，爭自由，始終是巴金的精神主線。他不是沒有過迷茫，甚至還一度成為一個“奴在心者”，但是不論經過怎樣的曲折，他還是回到了這條路上來，他要做一個獨立的人，一個擁有人的天性、真情、理性，同時又積極為群體的事業奉獻并在其中實現自己價值的“個人”。他一直夢想“能夠生活在一個不需要任何強制的社會中”，“沒有強制的生活當然就是自由，也就是指有一個機會可以過最適于你的生活。”（芾甘[巴金]：《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第190頁，上海自由書店1930年7年版。）我們沒有理由嘲笑這種夢想的烏托邦性，因為它表達了人類的天性和世世代代追求的心愿。與此相對的是丟掉這樣的夢想，失去這樣的自由，甘愿成為一個馴服的“奴隸”，巴金從作品到行動，都在反省、批判這種隨時都潛藏在社會中和我們個人性格里的因子。在他1932年所寫的小說《海的夢》中，雖然巴金虛擬了一個島國和異族人入侵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說中，表達了更為復雜的另外一層意思，當奴隸的反抗無效時，或者現實的壓迫讓他們絕望時，他們會安于現狀，失去反抗之心，甚至還會告密，主動放棄對自由的追求而選擇“茍安”。可是，巴金后來不斷地告誡我們那樣，沒有人會賜予你自由，他要靠自己去爭取：“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考慮問題，根據自己的生活感受，寫出自己想說的話，這就是爭取‘創作自由’。前輩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創作自由’不是天賜的，是爭取來的。”（巴金：《“創作自由”》，《巴金全集》第16卷第60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只有一個獨立的、有尊嚴的人，才會去爭取自由，而“奴隸”則是不需要這些的。
或許，今天，巴金談論的這些問題的前提都不存在了，我們享受著陽光和呼吸著自由的空氣，然而，我們對于強權的某種警惕不可或缺，正如對于自由的某種捍衛一樣。當今之世，科學如此發達，訊息鋪天蓋地，商業的操控幾乎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各種威權也無所不在，唯獨“人”仍然是渺小的、無力的，是淹沒在一片汪洋大海中任憑你怎么掙扎和呼喊都不被看見、聽見的，想一想，究竟我們是“主人”還是“奴隸”這樣的問題，有時候是不寒而栗的。盡管，各種勢力已經變得更隱蔽，不是以直接對峙的方式出現在我們的生活里，但是他們使用了各種麻醉劑，把我們變成醉蝦、喂養細腰蜂的青蟲，則更為可怕。對此，巴金的前輩魯迅也有過提醒，讓我們不要陶醉于某種小安危和小悲歡：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贊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于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魯迅：《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第225頁）
或許，我們正樂顛顛地暫時做穩了“奴隸”而不自知呢！經常有人問魯迅的價值、巴金的意義這類問題，我覺得有他們的文字在，就是讓我們從眼前看到過去、也可以從過去看到眼前，讓我們看看自己身后沒有進化掉的尾巴，也許這就是他們存在的意義。
愛真理，愛正義，愛人類，在個人的悲歡之上，我們心中當有大愛，才能做一個“大”人。巴金曾經反復說過：
我們的前輩高爾基在小說中描繪了高舉“燃燒的心”在暗夜中前進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說家自己仿佛就是這樣的勇士，他不斷地告訴讀者：“文學的目的是要使人變得更好。”在許多前輩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種為任何黑暗勢力所摧毀不了的愛的力量，它永遠鼓舞讀者團結、奮斗，創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記托爾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惡的、丑的。”（《核時代的文學--我們為什么寫作》，《巴金全集》第16卷第751-752頁）
這里呈現出的是巴金之“大”，將“我”融化在這樣的“大”之中，生命才有光彩，才不僅僅是一粒種子、一介微塵。如今是個講“個性”、要“個人”的時代，但是如果“個人”的腳下沒有根、沒有大地，那不過是隨風飄蕩的蒲公英，那個“個性”不過是別人的推銷品或時代風潮的招貼而已，究其實質，那是個人的“自殺”而不是生命的升華，但巴金所提倡的這些，卻是讓個人的生命走向永恒的大道，從這一點而言，這是一個高調的巴金。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又是那么樸實、真誠，那么低調，這樣的精神追求和腳踏實地的生活態度，本身就應引起我們反思。
巴金的這些精神遺產和思想命題，不是放在博物館里的標本，而在當下仍然有著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們都具有未完成性，需要我們從自身做起，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和過程，才有可能達到巴金所提議的標準。其實，對于巴金本人也是一樣，他說從小就不滿足于現狀，一直在探索人生的道路；到晚年，他也聲稱要向老托爾斯泰學習，我認為兩個人在精神氣質上很相似的一點就是，那種人生探索的熱情、沖動甚至焦灼，自始至終貫穿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中，不管是在默默無聞時，還是名滿天下之日。一個生命倘若沒有這樣的生長、蛻變，不經過一股股激流的沖刷，那么它肉體雖然存在著，精神卻已經死亡了，成為活死尸。--我們要反抗這樣的宿命或圈套。
在克魯泡特金逝世之后，巴金曾這樣評價他：“歷史會把克氏的肖像不加修飾地畫與后代的人看，如像一個反抗社會不公道的人，一個為工人爭自由的戰士，一個無限地愛人類的人。”（《克魯泡特金八年祭》，《巴金全集》第18卷第20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或許，將來有一天，醒過來的人們會這樣評價巴金，但這些對巴金毫不重要，相反，對于我們每一個人倒是更重要，因為，我們總得問一問自己：我究竟要做一個怎樣的人？
2014年11月20-21日凌晨
寫于巴金先生110周年誕辰前夕